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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国英深层次改革已刻不容缓

发布时间:2021-01-25 10:14:41 阅读: 来源:挖掘机滤芯厂家

杨国英:深层次改革已刻不容缓

11月12日,国家主席胡锦涛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《携手并进共创未来》的主旨演讲,并重点指出“中国将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,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,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”。  相隔仅两日,11月14日,国务院即召开“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”的电视电话会议,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,专门围绕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”进行了深入、细化的阐述。  此番党政最高领导人就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”的慎重表态和紧密呼应,不仅为2002年“中共十六大”以来所未见,亦为1978年“十一届三中全会”以来所罕见。  透过温家宝总理将之解读为“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,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”,我们可以预见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可能因此拉开序幕。而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释放出深化改革的信号,不仅因为“中共十八大”将于明年下半年召开在即,更因为当下我国经济已不经意间面临内外双重挑战。  就我国经济的“外部挑战”而言,当下外部需求的大幅减少,以及由此衍生的全球贸易、汇率、资本之争,正日呈加速恶化之势。  事实上,自2008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,已由最初的金融危机演化成当下的全球经济危机。全球经济在经过2009年的短暂复苏后,即于当年底裹胁着更为严重的欧债危机持续至今,其间日本还于今年3月遭受到特大地震、海啸和核泄漏事故。  放眼今日全球,发达经济体已普遍举步维艰,其经济受挫程度几可与1929年全球大萧条相提并论。在发达经济体普遭经济重创之际,施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、压低本币汇率以扭转贸易逆差,已成为美欧日试图重振经济的不二法门。在此种窘迫之境地,作为所谓全球化最大受益国的中国,“顺理成章”地成为发达经济体转移矛盾、转嫁风险的焦点。  正因为此,我国虽频频出手救援欧美债务危机,但仍饱受对方汇率、贸易的诸多指责。  在我国道义性增加进口时,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却仍在发达经济体的压迫之下,仅今年以来即升值逾4%。与此同时,我国外贸增长将从2010年的34.7%降至今年的20%左右,贸易顺差占比GDP将从2001年加入WTO后的高位近5%降至今年的2%左右,且以此趋势持续五年我国贸易顺差将归至为零。刚性外需的急速减少、外贸增长的急剧下滑,对于将外贸作为经济增长最为关健引擎之一的我国而言,必然是难以承受的。  就我国经济的“内忧”而言,当下我国内生资源约束以及民生保障缺位,已不仅成为我国经济的增长之碍,更成为我国经济的稳定之碍。  内生资源约束对我国经济的影响,体现在资源供给上,仅从我国逐年加大的电力缺口即可见一斑,继今年我国电力缺口高达3000万千瓦之后,2012年更将高达5000万千瓦。  与此同时,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高达54.8%,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3.6%,就曾为全球最大出口国的煤炭而言,我国现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。此外,“人口红利”的逐渐消失,亦已成为我国内生资源的关健约束之一,随着劳动力供给相对于需求的急剧减少,我国劳动力成本10年来已增加了近两倍,远远超过了我国同期GDP的增长幅度。  与内生资源约束的严峻现实相比,民生保障的缺位则更为冷酷。由此,不仅企图通过内需扭转经济增长结构的国策难能成功,且日益增加的民意纷争亦会因此频发。因为,真正启动内需,除了需要一定的可支配财产外,更需要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,才能免除民众扩大消费后的担忧。  虽然,近两年我国用于民生保障的财政支出正迅速提高,其支出已从2008年GDP占比的5.4%上升到2010年的6.5%,但这与内需型社会结构的民生保障GDP占比15%仍存在很大差距。而之于当下,民生保障的巨大缺陷更体现在:我国社保基金尚存高达10万亿元的缺口,且每年1600亿元、人均110元左右的全民免费医疗尚不能具备。  对于深处“外患内忧”的我国经济,进行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”,并由此拉开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序幕,不仅是之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无奈之举,更是之于改革以来“亡羊补牢为时未晚”式的弥补之举。  将今日我国经济的日趋扭曲,置于历时32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进行考量,我们会发现,如果说以增量改革为主的前16年,“效率”和“公平”均得以相对彰显的话,那么兼以存量改革并行的后16年,则无论是“效率”还是“公平”均大打折扣。  虽然在1994年之后的改革中,财税制度、金融改革、国资管理等相关改革获得了相对成功,但必须承认这些仍仅是技术层面的改革。实际上,在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惯性体制没有结构性改变之前,在政府资源配置、利益分配权力过大,而相关监管却相对缺失时,GDP表面大幅增长的维持,必然会以边际效率降低的持续规模投资为代价。而之于利益分配结构的“公平”,在政府主导经济权力的监管相对失控时,不仅不能真正实现,且日渐拉大的基尼系数必然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苦果。  对此种“扭曲型”经济增长结构、以及“落差型”利益分配结构的真正扭转,必须以抑制政府权力、强化权力监管为前提。只有在政府将自身从主导经济的“运动员”,变为市场经济的“服务员”和规范经济的“裁判员”时,我国过于依赖投资和外贸的短期外延式增长,才有可能成为由内需和创新拉动的长效内生式增长。亦只有如此,“权力寻租”的空间才会减少,利益分配不合理所产生的民意纷争才可能相对缓和,改革亦才有可能再次回到“帕累托最优”的有序轨道。  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,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”,实际早于2003年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合并成立国家发改委时,即已有题中之义。蹉跎至今,此番最高层再次呼吁,应该说对当下我国经济日趋“外患内忧”的险境而言,真正启动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已经刻不容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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